知青丨老鬼：姜傻子一定要在草原咽气

2017-11-13 老号休假新号顶班 永远的新三届

作者简介

马波，作家，笔名老鬼。1947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。1968年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。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，毕业后曾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任编辑，后调入法制日报社。1990年赴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。1995年12月回国，为自由撰稿人。著有《血色黄昏》《血与铁》《母亲杨沫》《烈火中的青春——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》等。

老鬼其人

有人说姜傻子太爱出名，就想干惹人注意的事；也有人说他极左，步行到西藏完全是异想天开，根本不现实

1968年共有4000多北京知青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。姜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叫姜一凡，21岁来到内蒙古锡盟，21年后死在内蒙古锡盟。

他是47中高二的，文革中我们来往很多。早在长征去狼牙山时，我们就一起从狼牙山上的某处悬崖上吊着往下爬了一段，体会悬崖的滋味。他的故事很多。他拉二胡非常棒，全校数一数二。他小学时就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演拉二胡，并还与马连良等着名艺术家一起参加过春节茶话会。文革前中央乐团就想破格要他，被他谢绝。学校广播员朗读忆苦思甜文章时，常常把他拉的二胡《江河水》当作背景音乐。

姜傻子拉二胡全校闻名

他是独生子，出身民族资本家，家里很有钱，自己有一个德国蔡斯相机，还有一特高级的曝光表，这在当时的中学生里极其罕见。但他平时总穿一身旧蓝布制服，非常简朴。他说话有些罗嗦，一句话会反复说半天，生怕别人不懂，经常口吐白沫……平时爱剃个小平头，有时候还剃光头，来学校总骑一辆旧的凤头牌自行车。

因为他的一些苦行僧举动，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姜傻子”。比如他曾经用馒头换别人的窝头吃；他的凤头牌自行车成了公车，大家随便骑；他公开表示不考大学，要到边疆务农，与工农结合一辈子；还发誓要像胡志明学习，革命至上，终生不结婚……

由于他特别爱帮别人跑腿办事，助人为乐，群众关系很好，被誉为活雷锋。文革前就加入了共青团，还当了个团支委之类的小干部。在强调贯彻阶级路线的年代，像他这样出身不好，能被发展入团，还能当个小干部，是很不容易的，足可见他在同学中的威信之高。

文革初期，学校盛行血统论。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风靡一时，反对者甚微。他却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，批判血统论，不同意对联，言辞温和。除了署自己姓名外，还特地声明：本人出身民族资本家。

这样不合潮流的大字报，即便和风细雨讲理，找不出什么破绽也特别招恨，再加上他又公开了自己的出身，自然引来猛烈的围攻，一帮初中生就差动手了。全校出身不好却敢公开贴大字报反对对联的屈指可数，姜傻子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他思想很左，对父亲态度生硬，冷冷冰冰，说不理就不理，似乎真把资本家父亲视为阶级敌人。文革前，他就表示要到西藏落户，从1968年起即开始策划步行去拉萨。为经费、纲领、人员四处奔走……到这年秋天，他终于从首都中学红代会处搞了些钱，组织了七八个同学，开始实行他步行西藏的壮举，走时轰动了全学校。

那天，他带着队伍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宣誓，然后正式出发。全校有近百人去天安门广场为他们送行，有的女生感动得流了泪。但步行去西藏虽然很悲壮，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。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，他们刚走出北京不远，在保定附近就被农村的民兵给抓住，逐一审查出身。

民兵们对他们长征去西藏，走什么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根本不相信，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，形迹可疑……扣留了他们好几天。最后县革委会指示释放，他们身上的钱财却被洗劫一空，连车费都没给留。最后，他们这行人又灰灰溜溜折回学校。为此，姜傻子的威信大跌……

人们开始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，觉得他在吹牛，爱出风头。他这支队伍的前后遭遇，给人感觉像演戏，刚开始慷慨激昂，相当气壮山河，不久却像打败仗的逃兵一样返回，垂头丧气，萎靡不振。

更惨的是回来不久，他们队伍中的一位女生王罗兰就被公安部抓走。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。有说王罗兰作风不好，有说她是日本特务（其父在公安部工作，通晓日语）……而姜傻子因为和王是一个班的，王又是团支书，他是支委，关系比较密切，自然受到牵连，处境孤立。

这时很多人都疏远了他，刻意与他保持距离。他不得不一天到晚向人解释他和王罗兰的关系，他们是正常的，没有任何不正常之处。不管人家想不想听，他翻来复去解释，说得口吐白沫。

有人说姜傻子太爱出名，就想干惹人注意的事；也有人说他极左，步行到西藏完全是异想天开，根本不现实。过了段时间，王罗兰的问题有了新的说法：她自己并不是什么日本特务，而是她父亲有日本特务嫌疑，她公开替她父亲辩解和翻案，触怒了公安部一些人，才招致被抓。这样，姜傻子的处境才稍稍好了一些。

大约是1968年秋，姜傻子报名去内蒙古，没批，显然是政审不合格。初冬，在去内蒙古的同学们走后不久，他买了张火车票，自己一个人悄悄闯到了内蒙古阿巴哈那尔旗，投奔47中同学。

这次他一点没声张。走之前，他严正告诉母亲，继续上班，不要送。可那天，母亲还是提前回了家。他斥责母亲为什么回来？母亲辩解道我不是送你的，是身体不舒服。姜傻子离开家来到汽车站后，依然看见了母亲瘦小身影，偷偷跟随着他。

姜傻子生气了，大声喝斥：你回去！有什么可送的。母亲只好假装返回，但没走远，继续躲在另外一处角落，目送着自己的独生子上了车（这是多年后，姜傻子的母亲对我讲的）。

姜傻子给人的感觉，就是坚决要跟他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，事事都要表现出对父母的敌意态度。他离开北京时对父母毫无眷恋之意。

这次，他成功了，阿尔山公社接收了他，与我们学校下乡的同学相聚在一起。不久，因为挖肃，北京知青与当地牧民发生冲突。北京来的红卫兵刚勇好斗，积极投身挖肃。在对立派的某武斗头头首先动手打人的情况下，我们学校的众多同学蜂拥而上，失手将这人打成重伤，后不治身亡。死者有个亲戚是旗公安局的，不依不饶，一定要将凶手和后台捉拿归案。很快高二的阎小红被逮捕。姜傻子也成了通缉对象，因为他是这伙人中岁数最大的，被对方认为是武斗的策划者。在同学们的大力掩护下，他躲过了一次次抓捕，秘密逃回北京。

旗公安局也曾派人到北京抓过他，但都扑空。这时47中的同学都劝他，傻子，你出身不好，那儿又出了人命，你赶紧另外再找地方吧，千万不能回去了。反正你户口还没办。姜傻子在北京同学家躲了一段时间后，风声渐渐平息。他感到弟兄们都在那边挨整，自己一个人跑了不像话，决定返回。他来到学校取户口。管户口档案的老师问他：“给你开到哪儿？”他说：“阿巴哈那尔旗。”“你怎么还到那儿？回去要给你抓起来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没关系。我一点都没参与，说清楚就没事了。”“你可考虑好了，户口一开到那里，就再也不能改变了。”他坚定地说：“我想好了。我得回去。”“你别那么死心眼儿，你们那儿出了人命，你再去那儿，可要想想后果。”

47中全校的人都知道到内蒙古锡盟阿巴哈那尔旗的同学出了事，打死了人，已经抓了一个，还要再抓姜一凡。老师同学自然都向着47中的，希望姜傻子能平平安安度过这段危险期。

姜傻子恳切地解释：“那儿的同学们岁数都小，出了事最需要有人出面应付。我不能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，离开他们。”在傻子反复要求下，老师只好给他办了户口手续。同学们都替他着急，说他回去是自己往虎口里送。骂他没有智慧，傻B！父母也急坏了，几乎要跪下给他磕头，乞求他别逞能。哪儿都可以插队，干吗非到出了人命的地方去？傻子却毫不犹豫地拿着户口又返回了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。在北京躲的这段时间，他虽然躲过了被抓之苦，良心却不舒服。他有点像张学良一样，本来完全可以不失去自由，却偏偏要自己走进牢笼。

1968年底全国自己奔赴边疆农村的青年学生成千上万，但像姜傻子这样，好不容易从出了人命的地方逃出来，再重新回去，自投虎口的恐怕不多，恐怕也就他一个。

果不其然，姜傻子一回内蒙古就被专政起来，说他是这帮打人凶手的黑后台……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，连他曾为之担心的一些初中小同学也不再理他，说他步行去西藏是沽名钓誉，伪君子……有一个女生竟然说他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。傻子据理力争，这女同学竟然气急败坏，抽他一耳光，骂他狗崽子，穷狂。姜傻子怒不可遏，又还了这女生一耳光，结果立马被批斗，说他搞阶级报复！被就地监督改造。整日与队里的五类分子一起干最繁重，最苦的活儿。背过死尸、起过厕所、打过石头、赶过马车……幸亏当时挖内人党很乱，锡盟的公检法也半瘫痪，旗公安局内部也分成两派，结果没顾上逮捕他。他这一段经历如果写出来，肯定是本很有可读性的书，但由于时间久远，大多细节已经遗忘。5年后打死人的事终于不了了之。阎小红也被释放，他才解除了本队监督改造的日子。

慢慢的，阿尔山公社的知青们一个一个都走了，只剩下了他在草原上放马

傻子爱骑马，也喜欢马，为了给本大队的马群改良品种，增加集体收入，他千方百计从种畜场搞来一匹种公马（据他神采奕奕对我讲，其实是骗来的，也可说是借用几天），并用两匹当地马从伊利特公社换来一匹卡巴金种母马。他还弄了不少参考书，花好大精力搞人工配种试验，兴致勃勃，鼓捣得有滋有味。

下牧区后，他继续帮别人跑腿办事，这是他的生活习惯。每逢探亲回北京，他的小本子上写满了要给牧民办的事，整天整天给牧民买东西。所采购的物品堆了半屋子。父亲感叹道：“姜一凡要是把对蒙古老乡的感情给我们十分之一，就是个大孝子呀！”

慢慢的，阿尔山公社的知青们一个一个都走了，只剩下了他在草原上放马。他骑马骑罗圈了双腿，脸被晒得黢黑，满是疙瘩。与牧民亲如兄弟，整天喝酒吃肉，不住地抽烟。有一年春节他为了给一对新结婚的牧民捎高级蛋糕，不惜大年三十返回内蒙古，把老妈气得扑簌簌流泪。

后来，盟文工团和盟乌兰牧骑都曾想要他去拉二胡，他没同意。

他本人是独子，完全可以办回北京，但他没有。他对我说，我这么老大不小了，回北京干什么？只能到工厂当个工人，一想到每天按钟点上下班就头疼，我自由散漫惯了，还是草原比较适合自己。

什么样的生个子，傻子都能骑

直到1981年，盟检察院缺人手，检察长亲自请他去当信访接待员，他才同意了。挨过整的人，最知道上访的苦楚，最想混进公检法给老百姓干点事。1983年他又去呼市上了两年政法干部管理学院，回来继续在盟检察院干。工作起来后没日没夜，啥也不顾。全锡盟检察系统一提起姜一凡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能喝酒，能拼命，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蒙语。由于他有群众基础，处理来访，解决纠纷都很有一套，下去办案从没出过差错。

现在回忆起来有两件事，有点对不住傻子，隐隐作疼。

那是1969年初冬，当傻子在最困难，最需要人帮助时，曾给我打过一个电报，说“十万火急，火速来我旗”。我已听说他们出了事，打死了人。但当时我在兵团处境也很不好，如果向指导员请假，肯定不批，就没有过去。我们西乌旗离他们阿旗300多里地，来回要用好几天时间。不过我去不了，也应该寄封信或打个电报告诉他，而我当时却没顾上理他，这很不对。姜傻子这封电报还真加重了指导员对我的怀疑，认为我们北京的有一个集团。

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惭愧。姜傻子长年挨整，一直单身。大约1983年左右，我的一陕西插队同学问我：“有没有男的，帮帮陈爱红吧，她现在还没对象。”陈是我们学校老初一女生，文革初期去门头沟煤矿煽风点火，我们因为打了流氓而被工人团团围住。在和工人们辩论中，她挺身而出，临危不惧，表现出众，舌战群雄，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。到陕西延安插队后，可能因为恋爱问题，精神受了刺激，有点不正常，弄得没人敢和她来往。再加上多年吃药，把她吃成肥头大耳，远不如学校时漂亮。父亲虽是个大使，也成了困难户。

我想，陈爱红这种病如果有了男朋友，结了婚，可能就会好的。就把姜一凡介绍给了她。当时曾有同学劝我，不要干这事，陈爱红有精神病。我却仅凭跟她谈过一次话，就断定她没病，同意了她本人的说法：是有某人害她，想封她的嘴，才说她有病，因为她知道这人干的坏事。

姜傻子很快就和陈爱红结了婚，并还把陈带到锡盟住了一段。两年过后，再见姜傻子时，他苦笑着对我说：“她确实不正常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生活都不能自理。没一点记性，什么都忘。睡觉时就把一堆带血的月经纸扔在枕头旁边；屋里苍蝇成群，还不让打，说苍蝇也是小生命；衣服泡了一个月不闻不问，在水里都沤出了臭味。成天就是睡觉，什么家务活也不干。” 我望着姜傻子那饱经风霜的脸，无言以对。

姜傻子每天下班后都要给妻子做饭，收拾被妻子扔了一地的东西。家被陈爱红给弄得像猪窝般乱，又脏又臭。有一次她竟然一丝不挂爬到房顶晒太阳，轰动了锡林浩特市的左邻右舍，给傻子带来了数不清的苦恼。

我后来改变了立场，劝他离婚。他妻子也成天叫嚷离婚。但傻子的傻劲又上来了，虽然也埋怨过对方隐瞒了病情，却始终下不了决心。以后陈爱红的病情严重到砸锅砸碗，不让傻子吃饭。刚生的孩子也不管，宁肯抱着小狗把自己的奶奶喂小狗，却不喂孩子，孩子给饿得老哭。没办法，傻子只好把陈爱红送回北京娘家治病休养。他们的小男孩姜炯，由姜傻子母亲照料。

后经过反复折腾，听说妻子最后还是跟他离了。

他用他42岁的生命实践了当初去农村牧区落户的誓言。他言行一致，说到做到，就这一点来说，他值得人们怀念

多年草原生活，让傻子有一大帮牧民朋友，这些牧民一到锡林浩特就找他喝酒。他成了个远近闻名的“酒鬼”，肝儿不好，还总大碗地喝。全身喝得胖了一圈，脑袋出奇地大。插队前我比他块儿，插队后他比我块儿，体重足有90公斤以上。他回北京去见老同学聊天，总要带瓶白酒，一喝就是大半夜。

1986年因肝病他回北京治疗，曾找过我前妻，帮他联系到302医院住院。医生说傻子的病情很危险，已有肝硬化的症状，让他一定不能再喝酒。傻子一笑置之。出了院，就天天帮同事和牧民老乡采购东西。每次在京期间，他就是采购员的角色，大部分精力用来帮别人买东西。有一次为买个假眼球，他跑遍了全北京城。他父母感伤地对我说：姜一凡从没这么热心地为老两口跑过腿。

1988年秋，姜傻子父亲查出癌症晚期，他赶回北京守护照料。这时他自己的肝病也很严重，腹水使他系不上腰带。可陪床期间，一有空还出去帮别人跑腿办事买东西。来日无多的父亲望着儿子的背影，默然无语。

等办完父亲的丧事，傻子匆匆来我家打个招呼就走了，因为我曾帮他父亲找过一位施今墨的弟子，著名的治癌专家看病。姜傻子特地向我致谢。同学们和老妈都劝他在北京住一段，好好养养病，恢复一下体力。这一阶段，他太累了。可他不干。他早已把草原当成了家，北京的家当成了客栈。离开草原时间一长，他总坐卧不宁，日夜思念。

与老妈、孩子告别后，他拖着病躯返回锡林浩特。路上因身体疲倦，病情加剧，把公文包丢了，里面有持枪证。傻子心情沉重，到了锡林浩特就写检查，绞尽脑汁写。两三天后在办公室昏倒，住进医院。医生检查后通知了傻子的单位，姜一凡的门静脉性肝硬化已到晚期，日子不多。

单位决定马上送他回北京，在母亲身边度过最后时光，并给他买了3张飞机票，让他能躺着回去。傻子却死活不同意。他固执地说：“赶紧把飞机票退了，给我留在这儿！不会有人比草原上的人对我更好了。我是这儿的人，是死是活我都和锡盟的老乡及同事们在一起，我要在这儿咽气。”

检察长只好同意退票。是呀，锡盟各地来看望他的人，从早到晚，络绎不绝。在个小地方，他才显出了他的价值。在北京的茫茫人海哪有人知道他？1989年秋天那段时间，有个北京知青快死了，却不回北京死，一定要死在草原的消息传遍了全锡林浩特市。

认识他的蒙古牧民送来了各式各样的营养品，把病床下面塞得满满。仍在锡林浩特的知青们，北京的、天津的、呼市的，认识的，不认识的都纷纷前来探视。他的几位蒙古族朋友，一到周末就提着酒菜与他相聚。大家知道他快要走了，聚会的机会有限。其中有个冷冻站的朋友，特地给他留下两罐液氮，以备后事。

在3个月的住院期间，盟检察院的同志日日夜夜陪床，100多名干警都为他喂过饭菜，端过屎尿。为此他们准备了一百多副手套和几身隔离服。用检察长的话说：“为了一凡，我们整天去照看，冒着检察院关大门的风险。”

到最后时刻，他进入深度昏迷状态。一名女知青在病床前不断地呼唤着他：“姜一凡，坚持住，你妈妈就要到了，坚持住！”这名女知青用湿毛巾一遍一遍地擦拭着他干裂的嘴唇。任锡林副检察长亲自把他母亲和孩子从北京接到锡林浩特。但母亲走进病房，无论怎么喊他，他也无力睁开眼睛。

4岁的孩子拼力大叫“爸爸，爸爸！”他毫无反响，孩子急得用小手揪着父亲耳朵，把嘴对着耳朵眼，使劲大叫：“爸爸！你睁开眼看看我呀！” 人们这才突然发现傻子的眼角处滚动着一粒巨大的泪珠。可他连睁开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1989年10月8日，姜一凡因肝硬化死在了锡林郭勒盟大草原。留下了一个4岁小男孩和一个孤零零的老娘。牧民们痛哭失声，把一瓶一瓶酒往他身上洒，让他喝个够。有个蒙古老汉跪下来给姜傻子咚咚磕头，念叨着姜傻子临终前，还嘱咐同事帮这老汉把买药的钱垫上。

知青们自发地凑了4000元送给了姜傻子的母亲。并对她说：当年和一凡一起来锡盟草原的有4000多人，您就当是他们每人都尽了一点心意吧。

望着一拨又一拨来送行的人群，有人感叹道：姜一凡这辈子值了，咱盟检察院最大的官儿死了也未见得有这么多人来看望。